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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乎的无法伤害你:《霸凌是什幺》

阅读753| 发布: 2018-01-23 15:16 | 点赞: 437

「有些人我光看她们一眼,就知道那是我在中学的时候会霸凌的类型。不为什幺,因为她们看起来脸上就像写着『来霸凌我哦!我不会跟老师说』。」

不在乎的无法伤害你:《霸凌是什幺》

  霸凌,这个词彙听起来还有几分新颖,指出的却是人类自古共通的特性──对他人欺凌侮辱。霸凌的形式无所不包,肉体的伤害、情感的操弄、人格的抹煞,小混混勒索金钱是霸凌,同学的小圈圈忽然把你踢出去也是霸凌,教师课堂上公开嘲笑学生的家庭状况,更是霸凌。

  日本社会学者森田洋司在《霸凌是什幺》(いじめとは何か―教室の问题、社会の问题)中,提出一个典型的霸凌自杀(bullycide)案例,名为「丧礼游戏」:1985年,鹿川裕史转学到一所中学,因为身材较矮加上非本地小学毕业,遭到全班排挤。更有甚者,班上同学帮他办了一场丧礼,当鹿川到校时,教室布置成了灵堂,桌上放着同学跟老师写满悼词的卡片。两个月后,鹿川在公共厕所中上吊身亡,年仅13岁。

  因为一再有受害者自杀,1980年代成了日本开始关注「霸凌」的时期。霸凌从原本的「心理」问题、「教育」问题,进入了「社会」问题的领域。传统就存在的词彙「いじめ」(欺侮),与英语的「Bullying」合流,变成政府需要宣导防治的烫手山芋。许多人开始检讨日本过于强调集体的社会文化助长霸凌,但另一方面却也有论者认为,是现代「个人化」、「私密化」的倾向使得霸凌得以发生。

日本的校园霸凌比例其实比荷兰低

  究竟哪种说法才对呢?首先,森田洋司指出,仅就校园而言日本并不比欧美国家更常发生霸凌。「日本比其他国家更常发生校园霸凌」这个印象是错的,没有量化证据可以支持。譬如,荷兰的霸凌发生率比日本高多了,但没有荷兰人会蠢到认为这是「荷兰民族性」造成的,他们只会就事论事的去面对跟解决霸凌问题。

  但关于霸凌,日本确实有些跟其他欧美国家不同的地方。森田认为,欧美国家看待霸凌问题时,着重的是「霸凌与校园暴力」;但日本看待霸凌问题时,着重的却是「霸凌与拒绝上课」。也就是说,其他社会认为要处理霸凌,重点在于「加害者」,但日本却认为重点在于「被害者」。只要被害者没有立刻产生负面反应,表面的常态就可以运作下去。

  此外,日本的霸凌宣导事实上只是诉诸「加害者的道德心」,认为只要加害者够有良心,就可以「踩下道德的煞车」,从而不去霸凌他人。就森田的观点,仅从个人心理出发避免霸凌,一点用都没有。

仍想被爱的受害者

  霸凌并不只是关于个体能力的强弱,它的动能植基在不同的「社会关係」之中,关乎权力与上下关係。因此霸凌的加害者与受害者,理论上并没有固定的态样。霸凌也绝少发生在真的不熟悉的人身上,日本的调查显示,三分之一以上的校园霸凌,发生在「相当亲密的朋友」之间,尤其以发生在女生身上的霸凌更是如此;而仅有绝少比例的霸凌,是来自于完全不亲密的人。

  也就是说,人们经常误以为受害者无法逃离校园霸凌,是因为必须上课,无法逃离加害环境导致的。但事实上他们真的逃离不了的,不是义务教育,而是友情。受害者要转学、搬家,其实是相对容易的,但真正让他们陷入长期被虐的原因,是他们对这段已然腐败的人际关係还抱有依恋和期待。

  每一个长期霸凌受害者,都是抱着「也许我还能重得友情/尊重」的心态活下去的。这是件恐怖的事情,因为如果受害者完全不在乎加害者与加害者周边的环境,脱离被害的机会就大很多。这类性格特色,才使得明显可见的霸凌受害者似乎都集中在同一种类型的人身上。但其实并不是只有这种人会受害,而是这种人特别离不开受害。

善意的霸凌加害者

  另一种值得担忧的加害型态,是霸凌者「觉得自己在做好事」的「善意加害者」。霸凌的动能之一来自于社会的「规範」,如果社会没有规範,霸凌加害者的藉口就没有那幺多采多姿。如果去问加害者为什幺欺负同学,他们大多都有一套说词:「他很不合群、他很烦、他很臭、他很迟钝、他拖累大家。」简单来说,加害者的特色就是觉得错都出在别人身上,他们只是替天行道。

  有时候霸凌者真的在执行社会规範,感觉也颇符合道德。譬如教师「道德劝说班上学生不要多捞贡丸,留给贫困的同学打包带走」,但她忽略了自己作为权威者(成人\教师)与学生之间的关係不对等,而让自己自认为善意的行为沦为教师对学生的霸凌。若这种道德说教跟情绪勒索反覆发生,就可以认定为是霸凌加害的一种型态。

不在乎的无法伤害你:《霸凌是什幺》

  对于觉得自己没有错的加害者,呼吁他们心中自行装设「霸凌煞车器」当然是根本没有用。森田洋司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,是增强「仲裁者」的力量。这里的仲裁者并不只是校园中的教师或辅导人员,而是任何在团体中目击霸凌发生的人,都应该成为出面制止的「仲裁者」。与仲裁者相对的,是「旁观者」。研究显示,小学时期日本学生比较容易成为仲裁者,出面制止霸凌发生,但到了高中时期,仲裁者的比例大为下降,独善其身的旁观者则上升了。

  与英国和荷兰相较,日本学生随着年纪成长变得不愿意涉入纷争的比例更高。日本政府的反霸凌宣导,近年来也变得改为针对旁观者,提出「旁观者也是加害者」的论述。但事实上,旁观者不是加害者,只是怕麻烦又缺乏道德勇气的人罢了。真正的问题是在于,让人愿意挺身成为仲裁者的动力为何随着成长而消失了?森田认为,公民教育中应该加强「公民权责教育」,人人都应该意识到,阻止不正义,也是身为公民的一项权利与责任,他称之为「柔性责任」。

  另外一个常见的迷思是,「校园霸凌通报校方没有用,反而会变本加厉」。但从数据上看起来,通报校方或者教师主动察觉霸凌后积极介入其实是有效的,而且少有恶化的情况。儘管这种「有效」经常是以「被害者转学」做终,但仍然减少了霸凌。

  霸凌,是一种流动的权力关係。加害者感到自己可以为所欲为,是因为周边没有够多的仲裁者,任何意义上都是如此。森田的着作给我们最大的启示,就是力量的均衡是会改变的,如果想要改变不正义的人际关係,就要运用自己的力量──去翻倒倾斜的现实,重新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环境。

书籍资讯

书名:《霸凌是什幺:从教室到社会,直视你我的暗黑之心》 いじめとは何か―教室の问题、社会の问题

作者:森田洋司

出版:经济新潮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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